并非弱者才是公益的对象，未来公益的资源投入面应做调整了！ | 参会者说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年度盛会作为行业最具影响力的交流平台之一，择地在每年的11月22-23日举办，致力于搭建高层次的行业对话、交流、合作平台。截至2018年，已成功举办了10次年度盛会，累计6000多人次参会，2600余家机构参会，300余家媒体参与推广传播。

2018年11月22-23日，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18年会在苏州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2018年恰逢基金会论坛第十次年会，中国公益事业过去十年的总结反思与未来十年的展望成为了大会的主要内容之一，这其中“社会转型与中国基金会”主题则又备受关注。作为大会重要内容的嘉宾演讲，俨然是这一专题意见倡导和引发讨论的重要环节。

一、观点评述

在大会开幕演讲中，两位重要的业内人士提出了自己对于公益事业的思考与见解。

（一）何道峰先生：关注人的现代性培育

何道峰先生强调了公益应该更关注人的现代性的培育问题，即关注人的自由与平等问题。他认为整个公益行业都面临着一个转型，未来十年中国公益面对的状况可能不同于以往。因为随着国家扶贫攻坚战略的结束，绝对贫困会逐渐淡出我们的视野。那么在过去十年纯粹靠扶贫、助残、助孤、救急、救穷这样的事，能否支撑起未来十年中国公益资源的投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此，他觉得整个公益行业都面临着资源和人力成长上的转型。

从何先生的观点来看，他认为中国未来十年公益的资源投入面与社会转型有很大的关联。新的社会形势与社会要求，考验着中国公益行业如何去拓展新的资源投入面，即关注人的现代性——自由与平等的培育。

涉及到人的现代性问题理解起来可能过于抽象和理论，但如果结合现实社会环境去思考，就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在从事公益事业中，如何结合现实社会环境去甄别和鉴定人的自由与平等？如何做到理性的进场和退场？扶持和资助能否真正提升个人和社会的福祉？”显而易见的是，伴随着这一系列问题必定有颇多的争论。抛开争论，这些头脑风暴得来的发问可以产生的影响是：我们都意识到传统扶助救济的路需要发生变化，并且变化的方向可能就是我们时常挂在嘴边的“初心”——促进社会平等，提升个人自由。在这种情形下，仅仅“回归初心”这样一句简单的话，真当成使命做起来仍然非常艰巨。

（二）杨平先生：基金会任重道远

杨平先生的演讲与何道峰先生的相类似。两者都是以“社会转型与中国基金会的发展”作为主题，但杨平先生更专注于“理解”二字，即首先需要理解这个时代，进而理解公益行业，再进而理解公益从业者的使命。

在理解时代与理解中国的内容上，他认为当前世界正处于新的工业文明出现的阶段，并且全球范围的剧变有三个突出的标志：新技术革命、中国崛起与逆全球化潮流。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背景下，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和转型则是从前四十年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传统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转变为三老三新的社会结构。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是倒“丁”字型，大部分基层都在底层，少部分在上层。目前中国的社会结构特征则是“土”字型，即中产阶层人口大概3亿左右，占总人口的26-28%。他认为，社会结构的演变对社会转型有巨大的影响，一个良性的社会结构通常是中产阶层占主体，它的转型比较稳定。

由此，未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趋势和挑战有四个方面：1.技术革命和产业结构升级冲击已有社会结构；2.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人的就业空间受到挤压；3.城市中产阶层的社会地位不稳定性最为明显；4.未来30年，大面积稳定的中产阶层难以形成，阶级斗争加剧则不可避免。

在理解中国公益的内容上，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公益与现代公益基金会，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就是市场化的产物。从市场化过程视角来理解中国的现代公益，分为三个阶段：1.八十年代以前呈现出单位制与农耕经济的双重特征；2.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过渡期的公益事业呈现出“政社”混合的特征；3.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之后，是现代公益基金会的展开阶段。截止到2018年11月13日，中国共有6920家公益基金会。

但是，在总结了中国基金会发展的三个特征与发展状况后，杨平先生认为目前基金会大多数所关注的重点仍然是传统问题，所以在社会结构演变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基金会肩负着调整工作重心和结构的任务（在6920家公益基金会中，传统文化艺术教育、助贫、青少年妇女、儿童、老人、残疾权益、卫生医疗占主导，比重在七成以上。公共服务、社区发展、科学研究、环境保护、国际事务、法律等总共占比不到10%）。

最后，杨平先生在提到社会转型与基金会发展方向时谈到，要重点关注城市问题和中下层白领问题，让三亿中产阶级能够安心投入国家和社会建设，也是基金会从业者的使命之一。

杨平先生的演讲内容，有助于我们理解目前中国社会所处的时代特征与发展特点，特别是有助于我们理解中产阶层对于社会结构的稳定作用。同时，他也提到了基金会目前肩负着调整工作重心和结构的任务，将工作重心由较为传统的内容（如扶贫助弱）转向更多元的内容（如科研、法律）。最后他也呼吁基金会从业者关注城市问题和中产阶层问题。

从上述总结的观点来看，杨平先生是以一个宏观社会变迁的视角来回顾与展望中国基金会发展，从静态的社会结构中强调中产阶层的重要性，从动态的社会演变中强调城市问题的重要性。其实，归总在一起，其观点是要求基金会从业者既要有历史的、动态变迁的观念，也要有宏观社会视角上的观念。

杨平先生认为基金会工作内容应该由传统转向多元其实跟何道峰先生的观点类似，他们都认为在社会环境变化下，现有的工作内容可能不适用或者不利于整个社会的进步。但杨平先生在讨论城市问题和中产阶层问题时，将农村和农村贫困人口作对比，又不免让笔者有些疑惑：未来我国城市化比例高，城市问题就应该成为公益的重点，这一推论是否严谨？中产阶层焦虑与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哪个对社会结构的稳定作用更大？

杨先生的观点诚然是放在未来社会转型展望上所阐释的，这其中必然包含了对未来社会情形的一种期许，但公益作为公共利益事业，升级的是整个社会生态环境的诉求，更强调综合社会效应，我们可以期许未来社会在某一群体、某一范围内的诉求更突出，但将城市与乡村、中产与农村贫困人口对比起来就会容易让人产生误解：是不是看起来对社会更重要的事情才是公益更值得做的？是不是现在农村贫困人口、乡村问题更突出，那公益都重点做乡村，未来城市和中产问题更突出，重心都去关注城市呢？如果真是这样，会发现公益一点也不“公”，反而十分像政府行为。

其实我们不应将关注重点放在城市或乡村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对比上，而是回归原本的公益使命，思考我们如何能扩大视野，去发现更多能应用公益事业“初心”的内容。

二、问题与思考

分析上述两位业内人士的演讲内容，结合我的一些观感，让我产生和思考了以下三个问题。

问题一：如何不忘“初心”？

你从事公益事业的“初心”是什么？其实可能每个从业者的回答都不一样。但是若要问公益事业的“初心”是什么，基本上从业者能有个大概相似的答案，即“探究社会改良的边界，升级整个社会生态环境”的公共利益事业。但是很关键的问题是，很多人知道“初心”是什么，但并不知道怎么能不忘“初心”。因为“初心”太宏观，无法去具体操作化，也无法在实践中有很好的指引。

问题二：如何怀揣着沉重而宏大的社会使命，去做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听完何道峰先生的演讲后，产生的问题二。其实很多理念非常宏观，但实际做起来很微观的事情，如何才能体现出现代性关怀？如何才能有助于体现宏大的社会使命？

问题三：如何在社会转型背景下，根据社会环境对公益工作的内容进行拓展？

问题三是杨平先生认为当前基金会所肩负的任务，也就是将基金会的工作内容由传统的内容向更多元的内容。贴合现实情况去看，也就是如何审时度势去拓宽公益的工作内容这一问题。

三、部分解答

作为外行人，仅结合身边观感和经历对以上问题作出部分回答。

首先，谈到如何不忘“初心”，其实更多地是回答实际操作性的问题，这一问题又紧紧依靠着后续两个问题的解答，如何怀揣使命和如何拓宽工作内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也就是如何不忘“初心”的部分答案。

1.不要以资助者的价值观去思考受助者

最近新闻报道了湖南一贫困县受扶助学生倾倒牛奶的事件，事情缘起于学校不允许学生将牛奶带回家，学生牛奶喝不完就只能倒掉的情况。学校的官方解释说，学生们倒掉的牛奶是已打开包装、喝不完的剩余牛奶，校方出于对学生身体健康考虑，不建议把营养餐带回家中食用。但网络舆论中部分网友则指责学生浪费，部分网友甚至认为穷孩子饭都吃不起，有免费牛奶喝不是天大的幸福么，怎么还能嫌弃？言外之意就是，再不好喝你也得喝掉，孩子们喝的不是牛奶而是爱心。

上述新闻中部分网友表露出的道德绑架或者施予者心态诚然不会是公益行业从业人士的心态，但是这提醒大家的是在做公益事业时，并不能以资助者的价值观去思考受助者以及他们的生活。不能认为他们需要这个需要那个，就去开展工作。而是要深入理解受助群体，了解他们的思想习惯与文化规范，从家庭、社会角度去思考问题的产生与解决机制。比如山区女童冬天没有棉袄穿，原因除了家庭贫穷之外，家庭里还有严重的重男轻女现象，如果这时候简单地去资助这一家庭，女童得到的实际帮助和心理剥夺哪个更大就是个问题，这一善举会不会产生恶劣的影响？

2.转变观念，并非弱者才是公益的对象。

何道峰先生和杨平先生给大家的启发在于，他们认为扶贫助弱日后并不再是公益的重点。他们认为随着社会转型加剧，公益实施的重点应该转变。那么如何转变就成为当务之急，其实两位已经给出了意见，并非帮助弱者才是公益工作的内容，其他诸如身边社会问题的产生原因都可能成为公益工作的内容。上到科学研究，下到交通秩序，公益的覆盖面应该从单纯的扶贫助弱来到更多元的工作内容上来。而且，回归“初心”的使命在新的社会转型条件下，单纯依靠扶贫助弱不可能达到。笔者就曾参与调查过一些项目，比如“爱心妈妈午餐”，将城市中厨艺精湛的“妈妈”们集中起来，中午做午饭销售给城市的年轻白领。这既促进了城市闲置人口的再就业，也提升了出门在外年轻白领们对“妈妈的味道”的思念，对于其精神焦虑也有缓解。虽然这本质上是一个商业项目，但确实可以给公益从业者一些启发，并非弱者才是公益工作的对象。

以上两点不成熟的回答，有失偏颇之处敬请谅解。

（本文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张炎汉投稿，文中观点不代表基金会论坛立场。）

作者 | 张炎汉

审阅 | 洪啊峰

排版 | 豆啊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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